《大事记》是南宋学者吕祖谦的编年体史书，是一部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金华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官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提倡经世致用文学，开启了浙东学派的先河。
在淳熙七年（1180）成书的《大事记》，原计划上承《春秋》，下迄五代，目的是集历朝大事于一书，但因吕祖谦病逝，该书未能完成，最终仅成现存的十二卷。《大事记》的记事起点是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终点是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涵盖了352年的历史。
吕祖谦在编纂《大事记》时采取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于所引用的历史事件均详细注明出处，力求精确可靠。他的学问渊博，对《史记》、《汉书》、《通鉴》等史书的异同得失进行了深入的考订和辨证，尤其是在《大事记解题》中，他不仅仅是阐述事实，还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显示出他不仅是一名史学家，也是一名批评家。
《大事记》的另两部分，《通释》和《解题》，也颇具学术价值。《通释》收录了诸经要义格言及历代名儒议论，可视为一种历史哲学读物，反映了吕祖谦的历史观和学术立场。而《解题》则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他在这里辨析了史籍中的不同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理解，其学术价值不亚于《大事记》本体。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王祎对吕祖谦的《大事记》进行了续编，创作了《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一直编写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体例继承了吕祖谦的风格，使得《大事记》的记述得以延续到更晚的时期。
在史学研究方面，《大事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料。它的编年体史书的形式，对后世编撰历史著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大事记》的出现，不仅填补了《春秋》至五代之间的历史记载空白，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记载方式，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吕祖谦的《大事记》以其内容的丰富性、体系的完整性和观点的独到性，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仅是记载历史的工具，更是传递历史智慧的载体。通过吕祖谦的深刻见解和精辟论述，读者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总之，《大事记》及其《通释》和《解题》是吕祖谦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们不仅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学术风气，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启示。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吕祖谦和他的《大事记》将永远占据一席之地，对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