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录》是明代著名哲学家薛瑄所著的十一卷经典之作，后续编有《读书续录》十二卷，合称《读书全录》。这部书是在明景泰七年（1456年）之后编纂完成的，展示了薛瑄在数十年间对于诸子百家，尤其是四书、五经以及宋代名儒理学著作的深入研究和独特见解。薛瑄在读书过程中，深信张载的“心有所开，不思则塞”之言，常常在有所心得时随即记录，以备日后省思。正是在这样的精神驱动下，《读书录》诞生了。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后，他历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和翰林院学士等重要职务。然而，在权臣石亨当朝时期，他选择托病致仕，隐居家中潜心学问，门下学者众多。薛瑄的学问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的学说为基础，同时也致力于在某些方面对朱熹之学进行补充和圆融。
薛瑄在书中极力推崇朱熹，认为朱熹对孔学的贡献极大，称其著作“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同时，他也非常信服张载，书中的格式仿效了张载的《正蒙》。薛瑄在书中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天地间只一气，因有动静，故有阴阳之分，先儒言之鲜矣。”（《读书续录》卷一）他强调，“理只在气中，非是气外悬空有太极也”（《读书续录》卷二）。因此，在他看来，理在气中，理不离气，“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读书录》卷三），并不同意朱熹的“理在气先”说。
书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举目皆实理实气，此外无一切。”（《读书续录》卷一）。因此，他要求人们在言动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必须“一念一事皆出于实”（同上书，卷十）。薛瑄强调学习和修养的根本目的是“知性复性”（《读书录》卷二），要求人们时刻破私立公，“贵乎自强不息”（同上书，卷一）。
《读书录》不仅是薛瑄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明代程朱理学的重要继承和发展之作。它被后世程朱学派传人视为明代“正学”的主要著作之一，具有深远的影响。此书内容深入浅出，兼及学习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深受理学家的推崇，与胡居仁的《居业录》并称为明代理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读书录》不仅仅是一部哲学著作，它也是薛瑄思想的集中体现。薛瑄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性理之学观点。他认为，太极即理，是天地万物之理的集合，万物统体一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前又是静，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理在气中，二者不可分先后，一时俱有，既无无气之理，也无无理之气。关于太极和理的论述，薛瑄最终落在性上，认为性是天地的本质，太极只是一个性字。性也是伦理纲常的核心，求道问学的目的是“复性”。
在社会观方面，薛瑄提出，法是因天理顺人情而为之防范的禁制，应当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轻重，不可因一时的喜怒而立法。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可用之才；为政当以公平正大，是非毁誉皆所不虑，如果曲徇人情，则失公正之体，非君子之道。这些观点显示了薛瑄对于社会治理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读书录》在后世影响深远。弘治年间（1488—1505），给事中杨谦曾上疏，请将此书列于国学，供六馆诸生学习。这充分说明了《读书录》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由于此书非成于一时，内容不免有重复之处。万历年间（1573—1620），侯鹤龄重加编辑，名《读书全录》，然删减不当，有失薛瑄原意。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张氏又据侯氏本编为《读书录类编》刊行，明人将此书与胡居仁《居业录》、罗钦顺《困知记》合刊，称《三先生语录》，有《四库全书》本，《金声玉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