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的《胡氏春秋传》是中国宋代的一部重要经学著作，共30卷，成书于高宗绍兴8年（1138年）。胡安国毕生致力于《春秋》的研究与注释，其著作不仅承载了深厚的经学思想，也在宋代及后世科举考试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一部史书，以简约的语言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胡安国认为《春秋》不仅仅是历史记录，更是“经世大典”，其内容涵盖了治理国家的法度和准绳。他在《春秋传》序言中提到，“百工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春秋》的微言大义虽然复杂难懂，但其中包含了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等重要原则，展示了圣王治国的宏图大志。
胡安国对《春秋》的注释中，最为突出的思想是对封建君权的维护。他宣扬“尊无二上”，即“土无二王”，强调天下一统的重要性。例如，《春秋》记载隐公被弑、桓公继位时，用“即位”二字，《春秋传》解释这是为了表明篡位弑君的罪行，以示王法、正人伦、存天理，训后世不可以邪汩之也。胡安国认为，篡弑之贼毁灭天理，罪不可赦，这种严厉的态度反映了他对封建礼教的坚定维护。
在家庭伦理方面，胡安国强调夫为妇纲，严格区分嫡妾。《春秋》隐公二年记载：“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春秋传》解释道：“邦君之妻，国人称之曰‘小君’，卒则书薨，以明齐也；先卒则不书葬，以明顺也。”他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大本，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通过记载嫡妻的薨逝而不记载葬礼，旨在强调家庭伦理的重要性。
此外，胡安国还提倡三从四德的妇道观。《春秋》庄公二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春秋传》评论道：“妇人无外事，迎送不出门……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他认为，妇女应当遵循“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不应参与外事。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解释，胡安国表达了对传统家庭伦理的高度重视和维护。
胡安国的《春秋传》还强调了华夷之别，用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春秋传》指出，“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君臣之义耳。”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因为有父子、君臣的伦常关系，一旦失去这些伦理道德，中国就会变成夷狄。这种思想反映了宋代儒家学者对华夷之辨的重视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坚守。
《春秋传》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宋高宗赞其“深得圣人之旨”，并列为经筵读本。元仁宗皇庆2年（1313年）下诏行科举新制，规定《春秋传》为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明代定科举之制，更是以《春秋传》为主，成为当时经义的标准。明永乐年间，湖广等地奉敕修《春秋大全》，经文以《春秋传》为依据，足见其重要地位。直至清康熙年间，尊崇《春秋传》之风才逐渐止息。
尽管《春秋传》在宋元明三代被奉为经典，胡安国的注释方式和观点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朱熹在《语录》中提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他认为，胡安国在注释《春秋》时，有时过于牵强附会，但总体来说，其议论还是有一定的深度和精神。
《春秋传》的成书背景也反映了南宋时期的特殊历史情境。绍兴五年（1135年），胡安国奉诏著此书，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成书。书著于南渡之后，胡安国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表达对现实的感慨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寓意性的解经方式，使得《春秋传》不仅仅是一部经学著作，更是一部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
今天，我们在研究《春秋传》时，应当充分理解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内涵，既要看到其在封建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其中的局限和不足。这种全面、客观的态度，既是对胡安国及其著作的尊重，也是对历史和学术的尊重。
